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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粤开志恒宏观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
宏观分析师：马家进、原野
研究助理：盛中明
摘要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总体上看，会议基调积极务实。既肯定一季度以来政策靠前发力的成效，也直面困难和挑战。会议延续“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强调用好用足宏观政策、做好政策一致性评估。
宏观政策方面，财政政策重点在优化支出结构、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意味着财政资金将更多投向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等领域，同时强调有序化解债务风险；货币政策强调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保持流动性充裕，同时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政策目标是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扩大内需仍是经济工作的关键抓手。会议强调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显示提振消费将从单纯刺激需求转向供需两端共同发力，服务业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投资方面，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成为重点方向，既扩内需、提高潜在经济增速，又补短板、提高发展安全性，重大工程项目开工有望继续发挥稳投资和补短板作用。
供给和产业方面，会议突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整治“内卷式”竞争。这表明政策将同时关注产业升级和市场秩序：既要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也要通过统一规则、优化竞争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科技创新方面，“人工智能+”成为重要新增抓手。会议提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意味着人工智能不仅是产业政策重点，也将与制造、服务、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结合起来，既促进新动能成长，也防范技术应用中的安全、合规和秩序风险。
风险防范和民生保障仍是底线任务。会议要求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有序化解地方债务、解决拖欠企业账款、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同时，会议强调就业优先以及教育、医疗、托育、农业生产、防返贫、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体现出宏观稳增长与民生兜底、风险化解并重。
学习体会
一、形势判断：经济起步有力、好于预期，但稳中向好基础仍需巩固
会议既充分肯定成绩，也直面困难和挑战。会议认为一季度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但“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体现出对当前经济运行的判断是审慎乐观：经济恢复态势更明显，政策效果正在显现，但恢复基础仍不牢固，仍需继续用政策确定性对冲内外部不确定性。
一方面，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实际和名义GDP同比分别增长5.0%和4.9%，接近实现“双5%”增速。实际增速稳中有升、名义增速加快回暖，二者协同改善的格局来之不易，有助于改善微观主体收入、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同比增长5.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5%。经济回升向好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供给侧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动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保持高增长，人工智能商业化应用和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同步跟进；需求侧以宏观政策靠前发力为关键支撑，“两重”建设和专项债推动基建投资增长8.9%，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消费品销售超4300亿元，内需贡献率升至84.7%，有效对冲了外部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下阶段经济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一季度较好开局既有政策效应，也有春节错月、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部分出口提前发运等阶段性因素。进入二季度后，经济运行将更多回归内生动能驱动，消费能否从政策刺激转向收入和预期拉动，投资能否从项目集中开工转向持续形成实物工作量，出口能否在外部环境变化中维持韧性，都仍需观察。
从内部看，内需恢复仍不牢固。居民资产负债表仍在修复，预防性储蓄倾向尚未明显扭转，消费意愿仍受收入预期、就业预期和资产价格影响；房地产市场仍处于筑底阶段，销售端虽有边际改善，但投资端、房企资金链、居民购房信心尚未根本修复；地方财政仍受土地出让收入下行、化债压力和基层“三保”约束，部分地方政府推动投资、清偿账款和支持企业的能力仍需恢复；部分行业还存在内卷式竞争、产能利用率偏低、利润空间被压缩等问题，影响企业扩大投资和稳定就业。
从外部看，不确定性仍在上升。全球贸易环境、地缘冲突、能源价格、主要经济体政策变化都可能影响中国出口、进口成本和企业预期。外部冲击不一定只体现为出口订单波动，也可能通过汇率、价格、供应链、跨境投资和市场风险偏好传导到国内。
二、政策基调：从“靠前发力”转向“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以政策落实增强内生动力
政策基调为从一季度的“靠前发力、综合施策”，转向“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体现出政策执行重心的深化：前期重点在于把政策尽早推出、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下阶段重点在于提高政策协同性、传导效率和实际效果。
其一，“稳中求进”仍是总基调。当前经济虽然起步有力，但基础仍需巩固，因此开局良好并不意味着政策力度可以边际弱化，后续更重要的是巩固政策效果、增强内生动能，在稳增长、防风险和高质量发展之间保持平衡。
其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国内确定性和供给安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外部环境越复杂，越需要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增强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和牵引力。做强国内大循环，不是简单扩大投资或刺激消费，而是要让居民愿意消费、企业愿意投资、地方政府有能力发展、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安全，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其三，宏观政策继续保持积极取向，但更强调“精准有效”。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既定框架下进一步提高政策效能。财政政策要更注重支出效率和结构优化，把资金用到扩大内需、补短板、保民生、防风险的关键领域；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对实体经济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同时要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提高政策传导效率和协同性。
其四，“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是下阶段政策的主线。扩大内需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必然选择，但扩大内需不能只靠短期补贴，还要提高居民收入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增加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供给则意味着要减少低效供给、改善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做优增量，就是把新增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民生补短板等方向；盘活存量，就是提高既有资金、资产、土地、产能和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沉淀和低效占用。
总体而言，会议更加强调政策的系统落实：宏观政策要更加精准有效，内需政策要扩量提质，供给政策要提高效率，改革开放要打通堵点，风险处置要稳定预期，民生保障要兜牢底线。目的就是把一季度“起步有力”的态势延续下去，把主要指标好于预期转化为微观主体信心修复，把政策靠前发力转化为经济内生动力增强，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更坚实基础。
三、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支出结构
会议提出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1、更加强调财政政策的精准有效，注重政策对扩内需、优供给的效果
今年的财政政策力度较大，赤字率保持在4%的高位，赤字规模、当年新增债务规模和支出规模均创新高；财政政策靠前发力，一季度专项债发行1.16万亿元，发行进度为26.4%，高于去年同期，有效支持了基建投资保持较高增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政策也较好地支持消费增速回升，财政政策总量积极与节奏靠前对一季度经济开门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当前房地产持续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导致税收增速偏低，宏观税负处于较低水平，紧平衡的财政态势要求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精准有效，要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更加精准有效意味着收入端的减税降费政策要更加聚焦到释放消费潜力、支持科技创新等方面，清理不必要的税收优惠；支出端政策要更加注重结构优化，从注重企业和供给端转向企业与居民、生产与需求端并重；财政管理更加注重零基预算和绩效管理。
2、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投资于人”、支持消费、促进科技自立自强是支出的重点保障方向
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表现为大幅压降政府运转类支出，明显提高民生福利类支出、强化科技创新类支出。今年财政政策明确提出“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核心指向就是把公共资金花好、花出更大的效益。近年来，一般公共预算中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的占比持续提高，这四大类支出在2026年预算支出中占比提高到40%以上。未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大方向是从重视投资到投资消费并重、从重视供给到供给需求并重、从重视企业到企业家庭并重，进一步向居民端和民生保障倾斜。未来有可能也有必要继续提高育儿补贴金额、延长学前教育免费年限、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修复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
3、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注重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
会议提出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意在抓住地方政府这个核心主体、尽快恢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当前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主要体现在收支矛盾突出，收入端房地产调整导致缺口明显增加，支出端“三保”支出占比较高、可统筹的财政资金偏少。
可以考虑通过以下方式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其一，对于近年来房地产持续调整导致的地方财政收入缺口，加大中央转移支付或者提高地方债务限额予以弥补，恢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其二，中长期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步上收到中央和省级政府，降低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缓解其支出压力。其三，健全地方税体系，扩围消费税，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和高端服务业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并将消费税尽快下划给地方政府，同时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等作为地方税。
4、继续有序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当前化债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从应急状态转向常态化监管，集中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隐债规模大幅压降，隐性债务余额下降约48%，多省份提前完成年度化债任务，部分地区实现“隐性债务清零”目标。二是债务成本下降、周期拉长，拓宽财政空间及可用财力。2025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10.5年，较2023年末的9.1年拉长1.4年；其中，置换隐性债务的专项债券平均发行期限更是长达19.8年。三是债务结构优化，高息和非标债务占比下降。四是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取得进展，50万元以下的欠款总体清理较好。五是融资平台 “退平台”进度加快，2025年末超82%的融资平台实现退出。
当前有必要在巩固夯实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有序化债，同时要从短期政策化风险走向体制机制建设防风险。从继续化债的角度可以考虑：1）短期优化化债方式，“6+4+2”中的“6”已经完成4万亿，今年继续发行剩下2万亿，“4万亿”的剩余额度可以从“4万亿分五年”的化债方式调整为一次性给到地方，根据需要靠前化债。2）进一步提高地方债务限额，置换漏报的隐性债务，处理好系统性风险与道德风险的关系，置换必须与问责同步进行。3）进一步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安排更大专项债额度清理欠款，尤其是2024年630之后新增的欠款，避免对企业营商环境的破坏。4）优化存量债务结构，优化化债的工具。目前化债的工具单一，即高度依赖专项债，未来可以根据债务的成因和投向分别使用国债、一般债、专项债置换隐性债务。对于因为央地事权划分不清晰导致的隐性债务，由国债置换；对于投向没有收益的项目，用一般债置换；对于投向有一定收益的项目，用专项债置换。5）继续化解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重点是短期债务和非标债务风险，分类有序推动转型。6）从构建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上，有必要在四本经常性预算之外，研究建立债务预算和资本预算，与政府资产负债表和综合财务报告衔接；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财税体制；建立投资决定融资的投融资体制，实现国债、地方一般债、地方专项债、城投债各归其位的格局。
四、货币政策：强调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
会议强调：“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保持流动性充裕”。
货币政策依然明确要保持流动性充裕，但相较前期“适度宽松”，更强调“灵活性”“针对性”。当前要密切关注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物价水平提高的影响，货币政策应维持当前适度宽松的基调，避免因输入性通胀而过早收紧。本轮物价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国际油价等供给侧冲击，而非国内需求过热，货币政策收紧难以对冲外部供给冲击带来的成本推升，反而可能进一步压制本就偏弱的内需，加重经济下行压力。货币政策应容忍短期供给冲击带来的价格波动，继续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支持。同时，注重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受成本冲击较大的中下游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力度。
下阶段货币政策或将以结构性政策工具为主，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加快现有政策落地见效。包括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应用；大力推广“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助力科创债市场扩容等。二是前瞻帮扶，精准纾困美伊冲突下受损企业和农业主体。如设立产业链纾困专项再贷款，专项支持受中东供应链中断影响较大的石油化工等领域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和技术替代改造，帮助企业维持正常生产运转、降低停工待料风险。再如强化外汇与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管理，鼓励企业利用上期能源的原油期货、海运运费波动风险缓释工具等开展套期保值，锁定成本风险。
五、扩大内需：以“服务业扩能提质”引领内需潜力释放，以“六网”建设锚定高质量投资方向
会议提出“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
1、以优质供给引领内需潜力释放，强调“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会议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发展服务业是适配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产业升级、进一步塑造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支撑。4月21日，国务院已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就服务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服务业主要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两大类。
生活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是“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生活性服务整体供给水平显著偏低，家政、养老等领域的短板尤为突出。以养老为例，根据民政部数据计算，2023年我国每千名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注册登记养老床位数为24张，低于美国（29张）和日本（28张），且现有床位使用率仅约50%，反映出服务质量与居民需求之间存在明显错配。
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于产业链各环节，是制造业高端化和产业价值链攀升的重要依托。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持续进步，但在工业设计、法律、咨询和广告等专业服务领域短板明显。根据各国2023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202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工业设计、法律咨询、广告等专业服务增加值合计占GDP比重仅为7.7%，明显低于美国（12.5%）、德国（12.1%）和日本（9.0%）。而中国基础设施、数字信息和金融服务增加值占GDP比重与美、日、德不相上下。
促进上述服务业扩容提质，应关注以下三个主要政策方向：
一是完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强化生产性服务的价值实现机制，提升对“服务性产品”相关权益的保护强度与执行效率，使知识、技术、创意等无形要素的市场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加快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与质量评价机制，推动医疗、教育、养老、家政、法律、工程咨询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增强市场对高质量服务供给的识别能力，降低服务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优质服务供给扩张。
二是着力扩大服务消费需求，为服务消费创造有利的收入条件、时间条件与消费场景，包括：1）加快落实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多渠道提高居民收入增速、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夯实服务消费扩张的物质基础。2）优化休息休假制度，为服务消费增长创造时间条件，有助于促进文旅、餐饮、文体等场景性服务消费发展。3）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强化服务消费的场景基础——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程度越高，其家政、教育等服务的消费需求越能有效释放。
三是增强地方政府发展服务业的内在动力。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在发展服务业方面缺乏足够激励；同时，服务业相关统计与财税制度尚不完善，导致服务业发展成效难以被充分识别与考核。对此，需优化服务业相关统计口径和税收分配机制，提高服务业发展的“可识别性”与“可考核性”，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强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2、明确“六网”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方向，锚定产业升级与“投资于人”
扩内需需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投资的核心是要找到短期扩需求和中长期优供给补短板的领域和方向，如此才能兼顾扩大投资规模和提高效益。会议明确提出的“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涵盖水利、能源、数字、通信、城市基础设施、物流六大领域，不仅有利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速，而且有利于提高发展的安全性，确保能源安全、提高城市应对极端自然灾害的能力。
一是服务于产业升级，提高潜在经济增速。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基础，推动算力资源网络化、集约化配置，能够大幅提升计算效率，降低中小企业获取算力的门槛，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新型电网以智能化、柔性化为方向，在增强能源体系韧性的同时，也为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基础保障，并服务于先进制造业对稳定、清洁电力的需求。物流网的完善则有助于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效率。
二是服务于“投资于人”，提高发展的安全性。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安全运行的基础保障，当前我国部分城市地下管网老化问题突出，更新改造需求迫切，加快建设不仅能扩大有效投资规模，更能切实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安全条件。水网建设的深入推进，将进一步补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水资源保障短板，惠及更广泛的人口。
在上述重点投资方向的资金来源保障上，前期“两会”已作出系统安排：其一，地方政府专项债“单列并提高用于项目建设的额度”；其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大幅扩大至8000亿元。
六、产业政策：“‘人工智能+’行动”锻造未来动力，“国企改革”稳定经济底盘，“能源资源保障”守住安全底线
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依然是下半年任务中的重中之重，三个提法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蓄势未来动力。这意味着，下一阶段的任务重点不再是单纯比拼模型参数，而是要推动大模型深入工业质检、研发仿真、供应链调度等实体场景，催生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等一批智能经济新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同步提出，体现了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思路。这要求在数据安全、算法伦理、知识产权等关键领域动态优化规则，既要防止“管得过紧”抑制创新活力，也要避免监管缺位导致技术滥用、野蛮生长，为智能经济划定清晰的跑道与护栏。
二是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国企要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等方面做表率，以稳固经济底盘。一方面，要推动国有资本加快向国家安全、经济命脉和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集中，稳住制造业占比，防止实体经济空心化。另一方面，国企应率先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带动创新要素跨区域顺畅流动，为多元市场主体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要主动退出低效同质化业务，从拼价格、抢补贴转向靠技术、靠服务取胜，从而释放市场空间，提升整体效率。
三是将能源资源安全提到突出位置，明确要“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自主可控应对外部冲击。1）强化油气等战略资源的勘探开发和进口多元化布局。2）充分利用我国光伏、锂电池、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业优势，加快风光储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用能源转型的长期确定性对冲对单一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3）稳步分级释放战略石油、化肥、稀有气体储备，平抑供应紧张预期。4）强化关键矿产、化肥的保供稳价能力，特别是要做好2026年春耕及全年化肥保供稳价工作。如做好化肥进口保障，提前部署口岸接卸能力储备。在局势趋紧阶段，对沿海主要接卸港口开展硫磺等化肥原料专用泊位及换装设备专项排查，预先增配散货抓斗、皮带输送等关键设备，避免应急状态下出现“船等港、港等车”的堵点。
七、房地产：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
会议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延续了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的政策取向。
当前，房地产市场整体仍处于深度调整期，投资端持续低迷，但销售端已出现边际改善的积极信号。投资端持续低迷：1—2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1.1%，3月同比降幅进一步扩大至11.3%，开发商拿地和新开工意愿仍然低迷，投资收缩的惯性尚未扭转。销售端则出现边际改善的积极信号：1—2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13.5%和20.2%，3月降幅已分别收窄至7.4%和13.3%，一方面与传统“小阳春”季节性回暖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系列稳楼市政策的累积效应正在逐步释放。价格层面，大部分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持续下降，调整压力依然较大；但部分核心城市市场初现企稳迹象，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二手房价格出现小幅正增长。
稳定房地产市场相关风险，重点或许仍在化解房企“存量高负债”与“资产缩水”之间的错配。若房企持续陷入风险状态，相关影响将不断外溢并自我强化：购房者的期房交付预期受损，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承压，市场供给能力也将随开发主体退出而持续削弱。围绕上述风险，政策可持续在融资支持与存量盘活两个层面持续发力。一方面，对在建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缓解流动性压力，防范债务违约风险；另一方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等，既帮助房企回笼资金、消化库存，又优化住房供给结构，通过风险有序处置与存量资源再配置，降低系统性风险。
“推进城市更新”集惠民生、稳投资、扩内需于一体，是当前房地产向新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开辟新需求空间的重要路径。相关政策可能落地于以下方面：
一是提升存量住房品质，直接惠及民生。随着存量住房平均房龄不断攀升，大量老旧住房在安全性、舒适性、绿色化方面已难以满足居民需求。危旧房改造、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整治及城中村改造，能够切实改善数以亿计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将带动家装、家电、社区服务等领域的消费需求释放。
二是补强基础设施，筑牢安全底线。部分城市地下管网老化、防洪排涝能力不足等问题积累已久，城市更新为系统性推进基础设施生命线改造提供了重要契机，有助于增强城市在极端天气等风险冲击下的韧性与应对能力。
三是盘活存量空间，重塑城市活力。老旧街区、旧商业区、工业遗存等大量存量空间长期处于低效利用状态，通过功能转换与业态更新，引入新产业、新消费场景，既能提升城市经济密度，也有助于激活文旅、餐饮、文化创意等服务消费。
八、资本市场：稳定和增强信心
会议明确提出：“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顶层设计依然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慢牛、长牛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将是产业升级转型、新旧动能顺利转换后的必然体现。一是要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帮助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的企业融资壮大；二是要成为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渠道，抵补房地产市场调整产生的财富缩水效应；三是中国走向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一环。
从近期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可以推断未来政策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力：
其一，进一步提高市场包容性，以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4月10日，创业板改革已重磅落地。包括增设第四套上市标准，通过引入收入复合增长率、研发投入等成长性、创新性指标，更好支持具备高成长潜力的优质企业；引入IPO预先审阅机制；推出再融资储架发行制度；试点开展地方政府推送机制等。科创板之后，资本市场又一重要板块——创业板，完成制度重塑。下一步，或进一步落实落细创业板改革，应重点关注第四套标准的应用情况，地方政府推送机制的成效，以及如何更具体支持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优质创新企业发行上市。同时，北交所、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相关的制度优化也将提速。
其二，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4月24日，A股交易规则迎来了新一轮系统性优化，包括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适用范围（从科创板、创业板扩展至全部A股），将ST股票涨跌幅限制从5%调整为10%，在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等等。一直以来，不少观点认为“交易制度改革是技术层面的无用功”，但事实上，活跃的市场离不开完善、高效的交易制度，这是保证投资价值实现的基础。市场的投资属性最终需要通过交易来实现，背后需要价格能够正确反映价值。提供良好的交易制度环境，无疑能够提高价格发现效率，为投资者进出市场提供便利；而缺乏高效的、市场化的、科学的交易机制，会造成买卖价差过大、订单深度不足、价格波动加剧，投资收益将“大打折扣”。下一步，延长交易时间、优化涨跌幅机制、探索价格熔断机制、逐步引入适合我国国情的有限次日内回转交易等或成为未来改革方向，这也是减少国际资本进入障碍、加快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举措。
风险提示：外部冲击超预期、稳增长政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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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马家进，执业编号：S0300522110002，邮箱：majiajin@ykz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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